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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为什么参加红军:只为穷人要翻身

来源: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:2019-10-04 点击数:

  多少年来,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、不同身份的人,接踵行走在红军曾经艰难跋涉的这条征途上。他们所感知到的,是一群人为生存所作的最顽强的抗争,为尊严所释放的最热血的拼搏,为理想和信念所投入的最坚定的捍卫。

  人们深知,长征的意义绝不止一部赞颂历史的英雄史诗,更是一种足以启迪未来的精神力量。长征是一种象征,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今天的人,渴望从那群人身上再次读懂人类精神价值的极限。

  历史对事业的是否崇高,是以它的结果来评定的。峥嵘岁月,已随湍急的历史洪流奔腾而去,但历经艰难险阻和牺牲所锻造出的意志、精神和信仰,依然高扬在中国的天空。

  80年后审视先辈那次壮举,我们发现,他们不但改变了自己,改变了时代,也改变了我们。

  在呈现中思考,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深度报道《红星闪耀80年》,期待能与历史对话,从中知道从哪里出发,向哪里去;与先行者对话,读懂走过漫漫征途的胜利密码;与精神对话,不忘初心,坚定前行的路。

  我们希望,每个人的长征,都能从这条信仰的征途上汲取力量。 (记者 张许峰 朱艳冰)

  他们曾担任过高级职务,也曾是从没穿过鞋的小牧童、长一岁只值一匹布的童养媳。

  他们从不讳言,自己曾因为最基本的需求和最简单的想法而融入一股洪流,后人却不难从他们身上发现,当年那些最单纯的理由和最朴素的理想,为什么能淬火升华,最终凝聚成一支铁军。

  他们为什么能让星星之火燎原?他们为什么能跋山涉水坚韧不拔?他们为什么能平静对待荣辱永怀赤子之心?

  60岁的秦爱华,是老红军、河北省储备物资管理局原局长秦光最小的女儿。提起老人当年为什么参加红军,话头是从父亲在吃饭上对子女近乎苛刻的要求开始的。

  “父亲经常说,饥饿给人的记忆是最深的。一个人长时间吃不饱,会无力、恶心,走路有时都会摔倒,甚至出现幻觉。”秦爱华告诉记者。

  “我小时候家里穷,生下来就没奶吃。”99岁的秦光,是记者此次采访中找到的省内唯一一位在世且身体比较健康、能够接受采访的老红军。

  饥饿,是秦光对小时候生活最深刻的印象,而他也并不讳言,当年参加红军的初衷与“想吃饱饭”的关系。

  “那时全家人一年收成500来斤谷子,地主却拿走了350斤,剩下150斤谷子哪能够全家人活下去的啊。什么是剥削?什么是压迫?我们说不出那些名词,可却天天有最切身的感受。我们不是天生就要造反闹革命的,只是想活下去罢了。”

  在儿女眼里,因为饥饿,老人对粮食,有一种近乎虔诚的珍视,也真正做到了没有“挑食”二字,甚至连个人口味都几乎消失。

  “我老伴儿14岁就参加红军了,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娃娃,懂啥大道理啊,就是为了吃口饱饭呗!”

  一个凉爽的夏日午后,在石家庄某军区干休所内,记者见到了曾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、邢台军分区干休所原政委李光照的遗孀王竹琴。

  虽然和李光照相识、相爱于新中国成立后,但对李光照儿时的苦难生活,王竹琴却记忆颇深。“他在的时候,经常和我说以前的事情。他是穷苦出身,小时候受尽了苦,经常吃不饱饭,这才参加红军。”

  “很少能吃上米饭。逢年过节偶尔打一次牙祭,半勺白米掺在饭锅里,一家七八口人吃,饭煮熟了揭开锅,米粒都数不出几颗。”在李光照生前的讲述里,饥饿总是如影随形,以至于李光照对儿时的记忆,多数时候都集中在吃上。

  “可是说来说去,总也离不开白瓜、红薯、酸菜、萝卜那几样。一听就让人觉得胃里泛酸水。”王竹琴说。

  “他10来岁还光着腚,可12岁时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牛、割草、挑水了。说是东家管饭,其实是人家剩下多少吃多少,剩多就多吃点,剩少就少吃点,大多数时候能吃个半饱就不错。有时候干一天活回来了,却一点没得吃,只能饿着肚子挨到第二天。他自己说,吃饱是个啥滋味,参加红军之前根本不知道。”

  1934年夏季的一天,李光照背着一大捆柴赶集时,看到红军在宣传,号召人们参加红军,打土豪分田地。有了土地,就可以种庄稼,告别食不果腹的生活,年仅14岁的李光照,懂得这个道理,当时就丢下柴报名参加了红军。

  李光照是四川苍溪人,秦光是湖北红安人,相隔千里的两人,不约而同选择改变命运,走进红军的队伍。

  “吃饱饭”,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。而秦光和李光照们,则是一群被逼迫到生存边缘的人。

 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在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一书中,展示了一组残酷数据,揭示了赣南农民如何被奴役被剥削的——地主出租土地收取利息50%,借钱的利息30%,粮食的利息50%,耕牛75%,食油20%至200%,盐150%……

  没有基本的生产资料,没有起码的生活必需品,层层盘剥,带来的只有饥饿和贫穷,也带来了为生存而作出的抗争。

  历经岁月磨洗,许多往事已经在秦光的记忆中抹去。但谈到参加红军的经历,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居然高声唱起了歌:“小小黄安(按:今红安),人人好汉,铜锣一响,二十八万,男将打仗,女将送饭。”歌声嘹亮,每句歌词都唱得清清楚楚。

  “父亲近几年身体已大不如前,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。但红军时的那些歌曲,他却一直记得。很多歌他经常一遍一遍地唱,连我都耳濡目染学会了。”秦爱华告诉记者。

  “猛一听上去,他们参加红军也许远远没有后人想象的那样崇高。但就是这种最原始、最直接的诉求,让中国、让中国工农红军拥有了来自劳苦大众的最强大的力量。”王竹琴说。

  “婆婆头一天参加红军,是在长征路上。一天走下来,脚上磨满了血泡,疼得她躺在地上哭着喊脚疼。有个战士冲她喊:‘哭什么,像你这样还能革命吗?’婆婆一下子就把眼泪憋了回去。”

  老红军高余屏的四儿媳妇秦保华,曾和婆婆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。在她的记忆里,婆婆是一个平和慈爱的老人。“不是亲耳听说,很难想象当时未满15岁的婆婆,能有那么倔强的一股劲儿。”

  “婆婆生在四川省梓潼县一个穷苦的佃农家庭,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呢?每逢岁末年关、青黄不接的时候,全家人就要流浪四乡乞讨过活。9岁那年,她爷爷因病饿交加而死,为了凑足棺材钱,她的父亲忍痛将她以9匹布的价钱卖给了一家富户当童养媳,合着一岁值一匹布。”

  同样为人父母的秦保华说,自己无论如何无法想象,亲生的孩子怎么可能就这样卖了。“但在当年的四川农村,这却是司空见惯的事。”

  “这些农民从法律上说不是奴隶,但在许多方面,他们连奴隶都不如。他们没有土地,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欠地主的债,没有别的出路。如果有人要,他们就卖孩子。将女婴闷死或溺死是司空见惯的事。男孩子卖不出去也被弄死,孩子们的价格是浮动的……”对于当时触目惊心的贫困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农民的生活,索尔兹伯里曾在其作品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里这样描述。

  “在家中5个子女中,父亲排行第四。为了糊口,他的三个哥哥不得不到镇上的一家制作爆竹的店铺里做学徒工,他自己则在8岁时由于家中实在无米下锅,被过继给茶园岗中团村一户家境略好、同样姓曾的人家。”曾美的女儿曾丽明介绍。

  “《红色娘子军》里唱‘战士的责任重,妇女的冤仇深’,婆婆经常一听眼圈就红了。四川女人干活多,婆婆当年小小年纪,不但要应对繁重的家务,还要承担田里的农活。饭比以前吃得饱些,却多了‘公婆’无端的辱骂和毒打。”

  秦保华说,也许正是因为作童养媳时受“恶婆婆”折磨太多,高余屏对自己这个儿媳妇总是像女儿一样疼爱,“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嫁过来的时候,婆婆已经年过花甲,却还亲手一针一线地给我做衣服。”

  高余屏对自己第一次见到红军时的场景记忆犹新——1935年3月,她在家乡偶然遇到了一支由几名英姿飒爽的红军女兵组成的宣传队。

  “其实,那时候的红军正在长征途中,部队缺衣少食,士兵衣衫褴褛,不可能有多么漂亮。可同是十几岁的年轻女孩,这些红军女战士的出现对婆婆而言,简直是一种启蒙:在婆婆原来那种充满黑暗与压抑的生活环境里,红军女战士身上那种昂扬独立的人格,是婆婆原来连做梦都想象不出的。”秦保华认为。

  因为年龄还小,又裹着小脚,高余屏参加红军的要求,被刚刚突破敌重兵防守的嘉陵江防线、正在艰苦行军的红四方面军屡次拒绝。在以天险著称的剑阁山路上,未满15岁的她一次又一次逃离家庭,扭着小脚,翻越上百里崎岖的山道去追红军,终于如愿成为一名红军战士。

  “婆婆离家时只穿了一双青布鞋,而且鞋底和鞋帮都咧开了嘴,她索性把裹脚布解开扔掉,人和脚一起获得了解放。行军路上,她那一双小脚在鞋里滑来滑去,鞋吧嗒吧嗒直响,同志们说她高兴得连脚底下都在唱歌。”

  作为开国少将,曾美曾是在冀级别最高的老红军,享受“行政七级”的高干待遇。第一次和身为七级木工的亲家见面时,会特意宽慰不无拘谨的亲家说:“咱俩级别一样,都是七级,门当户对。”

  这,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往往出身贫苦,不忘根本。从内心反对压迫,追求公正平等,也是当年红军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,并成为他们毕生的共同底色。

  “有一年收成很不好,我爹要地主少收点租子,结果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。一气之下,我爹退了佃,跑到别的村给人家当佃户。可是不管走到哪儿,穷人永远挨饿受气。”秦光回忆说,自己那个时候只有七八岁,就经常想,什么时候穷人才能不受欺负呢?

  秦光的老家是湖北红安,曾美的老家是江西兴国,都是著名的红军县、将军县。为什么一个个小县能够走出数以万计、十万计的红军,能够走出几十位将军和数以百计的省部军级干部?

  “1929年父亲15岁时第一次接触红军,农民起来闹革命、翻身做主人的宣传口号就已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。”

  曾丽明说,曾美生前一直对自己参军那天的场景记得特别清楚。“那是1930年4月,红四军来到兴国县城召开群众大会,深入发动群众闹革命,父亲天不亮就赶往县城,在听到‘当兵就要当红军,处处工农来欢迎;官长士兵都一样,没有人来压迫人’的歌词后,就下定决心参加红军。”

  “老一辈讲究理想信念,今人似乎更加追求物质享受。但事实上,无论时代怎样变迁,每一代的年轻人最终总会形成属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,他们永远都渴求机会、渴望荣光。红军战士超越生死的理想和信念,正是他们的内生动力契合了那个时代。”曾丽明说。

  红星闪耀80年,红军的子女辈也纷纷迈向人生的中老年,见证不同时代的他们,开始尝试用更加立体的视角去思索父辈的选择。

  曾美,原名曾昭泰。秦光,原名秦昌银。著名的胡子将军、开国中将孙毅,原名孙俊华。同他们一样,很多老红军在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中,都改取了新名字。“光”“明”“力强”……这些新名字中常见的字眼背后,其实传达出的是一种寄托,一种理想。

  “我父亲1904年出生在河北省大城一个贫农家庭,1920年10月,高小还没毕业的他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被迫辍学,外出谋生。就在那个时候,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孙俊华,改成了孙毅。按照他自己的说法,就是取‘杀敌为果,致果为毅’的意思。”

  8月25日,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老红军、解放军总参谋部原顾问孙毅的女儿孙雯雷。

  “父亲那一代人,稍有文化的对国弱民贫的现实无不痛心疾首,从他为自己改的这个名字里,就可以看到他内心深处救国救民的理想了。”孙雯雷认为。

  “在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,父亲辗转加入了旧军队,并因表现优异不断得到提拔。”1931年夏,孙毅所在的第26路军被调往江西宁都参加“剿共”,当时,27岁的他已经是一名中校参谋。“作为一个职位不低的中级军官,父亲当时不仅是衣食无忧,而且可以算年轻有为。但他却感到十分苦闷,觉得自己被现实裹挟着离救国救民的梦想越来越远。”

  在和红军作战中,第26路军中许多官兵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。1931年底,第26路军在赵博生、季振同、董振堂的领导下在宁都起义。

  “起义中,父亲所在的25师师长李松昆拒不参加起义,带着一个团逃跑了,师部也乱作一团,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该跟着哪头走。早就对红军队伍有着向往的父亲见状,赶紧催着参谋处长出发。就这样,父亲同师部和警卫排的人一起追上了南进的队伍,正式加入了红军。”孙雯雷说。

  “在听取宁都起义的准备情况时曾说,‘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和合作的’。父亲正是出于这样的爱国主义情怀,才在那个特殊时刻作出了最正确的选择。这种朴素的信仰成为他后来一辈子革命追求的基础。”

  在那个红军力量还相当弱小的年代,通过宁都起义,第26路军共1.7万余名官兵以近乎整建制的形式,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,使红一方面军由4万余人一下子猛增到6万人,力量壮大了近二分之一。

  怀抱救国理想的人,也是将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主动相连的人,他们投身红军这支可以带来希望的队伍时,也实现了理想的栖息,信仰的寄托。

  孟庆山的长孙孟昱东告诉记者,起义不久后,孟庆山第一次见到了和周恩来。周恩来特意向介绍说:“这是孟庆山同志,冯(玉祥)先生的手枪队长。”孟庆山立即上前一步给敬礼,高兴地握住他的手,热情地说:“以后可大有用场了。”孟庆山则回答:“当了红军,我们浑身是劲儿!”

  “爷爷的这个表态,绝不是简单地说说漂亮话,通过研究、走访之后我渐渐明白,这是他被震撼后的心里话。放弃旧军队里的物质条件,一心一意跟着红军走,从他的经历而言,是再正常不过的。”孟昱东说。

  “爷爷去世时我才4岁,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清晰。直到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对爷爷的研究、了解越来越多,爷爷的形象才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。”孟昱东告诉记者,孟庆山1906年出生,7岁出门讨饭,13岁到地主家当短工,16岁到天津纱厂做苦工。1925年,孟庆山在北平参加了冯玉祥的国民军,因军事素质过硬和作战勇敢,几年之内就由普通士兵被提至副营长。

  初到宁都“剿共”时,看到红军的标语和宣传品,孟庆山才头一次听说领导穷人翻身闹革命的主张,文化不高的他忍不住想:“打土豪分田地”有什么不好呢?但是部队起义后,初见被派来协助工作的红军官兵,堪称见多识广、对红军已经有了天生亲近感的孟庆山还是吃了一惊。

  “爷爷惊讶地发现,那些年纪轻轻、显然和自己一样是穷苦出身的红军,许多都能识字帮助起义官兵写家信。而且讲起红军为谁扛枪、为谁打仗的革命道理来,一个个清楚明白、滔滔不绝。这样的素质,绝不是旧军队可以相提并论的。他当时就觉得非常振奋,一心想着,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,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!”

  这支向着光明起义的队伍,后来成为著名的红五军团——长征中的“铁血后卫”。九死一生在长征中幸存下来的孟庆山,成为抗日名将、开国少将和河北省军区原第一副司令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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